要实现减排并遏制全球变暖，各方在目标和政策方面都存在差距

先说全球在减排目标上的差距。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有135个国家（其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已经承诺，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目标。但我们在短期目标上的承诺还不够。即便各方兑现了关于2030年的现有承诺，也只能达到控温目标所需减排量的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出于公平和历史责任的原因，发达经济体预计将更快减少碳排放量。这些国家共同承诺较2030年基线水平将碳排放量削减43% 。

与此同时，较高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同承诺削减12%的碳排放量，较低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承诺削减 6%的碳排放量。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气候报告显示，以上每组国家都必须做得更多——无论它们之间如何分配减排量。

为实现更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加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资金支持力度极其重要。发达经济体必须实现承诺，从2020年起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资金。最新的数据显示，我们还未达到这个目标。

再说全球在减缓气变政策方面的差距。即便全球各国能做出足够进取的减排承诺，我们仍需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实施减排。碳定价——对燃料碳含量或其碳排放收费——应发挥核心作用，这一点对排放大国尤其如此。它可一下子释放出价格信号，使私人投资转向低碳技术和高能效领域。

但是我们所需要实现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为实现2摄氏度以内的控温目标，我们需要在2030年将全球的碳价格提升至每吨 75美元以上。

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碳定价改革并未减少GDP或就业。事实上，此类改革可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来自碳定价的收入——通常约为GDP的 1%或更多——可用于减少劳动税或增加公共投资，从而帮助提振经济。

这些只是减缓气变策略如何能为社会各界带来更广泛利益的一些例子（它们也必须能做到这点）。政策制定者们应确保公平的转型，为弱势家庭、劳动者和地区提供有力的支持。

任何减缓气变策略的另一关键要素是绿色公共投资。我们需要加快采用清洁技术基础设施，如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充电站。清洁能源领域的公共和私人投资结合在一起，能释放出尤其巨大的增长效应；低碳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也往往高于化石燃料行业，这将有助于促进就业。

所有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并得到良好沟通，这将方便企业和家庭做出调整。这些改革也应覆盖更广泛的碳排放源（如甲烷）并提高森林碳储存。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如果我们不尽快在目标、政策和资金领域缩小我们的差距，2030年以后的碳减排工作将面临十分危险的悬崖效应——届时，转型成本将大大增加，我们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全球控温目标。

我们可以有序、合作、及时实现转型，我们也必须这么做。现在，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